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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抢救及重建方式的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17-09-06    点击数:617

(来源: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王正惠 李辉)

 

  民族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辉煌历史的象征。研究民族文化遗产,可以了解这个民族过往的历史,使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的文化。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又相互交融,形成了丰富而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及成果。经济的发展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开始更多关注精神世界的充实,他们开始关注本土文化。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技术和生产逐渐趋同化,而历经千年的文化和文化遗产,成为彰显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个性、象征一个国家的依据。民族文化遗产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支撑,无疑是该国争取国际事务话语权的一种必要手段。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可以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利用文化遗产发展当地文化旅游来促进经济增长已经是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文化遗产数字化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是指通过对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分类、制作与保存,建立文字、图像、音视频及动画等数据库,附上搜索引擎,通过虚拟现实使其进行数字化再现[1]。早期的文化遗产博物馆或图书馆通过CD或DVD的方式对馆藏品进行数字化信息转换和保存,为观众和学者接触、研究古典艺术作品提供了便利。譬如,有名的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日本民族学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意大利的乌菲奇博物馆、国立西洋美术馆、和国立科学博物馆等一批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是如此。

  90年代中期以来,动作捕捉、三维扫描、虚拟现实以及网络技术等日益出现并广泛运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同时促进文化遗产虚拟展示和资源共享实现新的突破[2]。面对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过程中的困难,各国都根据自身的现状在开展研究与实践。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计算机的应用得到了广泛普及,移动互联网遍及千家万户,模像处理技术由一维走向三维,贮存空间与高清程度达到最佳效果。为此,充分利用数字化和网络化途径来保护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成为当今时代的有效路径之一。

  一、国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挽救及重建方式

  民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开发、利用、传递,是当今这个信息时代进行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与重建的一种新方式,这种方式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如前所述,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充分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必要性,并开始运用最初的数字化方式加以整理、分类、制作与保存,时至今日,数字化保护技术已得到广泛应用。

  (一)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馆藏资源的开发利用

  将馆藏的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是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世界各国相继依靠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遗产优势,构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数字化民族文化遗产资源,通过数字化平台的开发与建设,从而为社会各界民众提供民族文化遗产的资源开放与共享。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效果最佳的典型代表当属米开朗基罗和卢浮宫这两项数字化计划。米开朗基罗数字化实质上是将米开朗基罗在文艺复兴时代的系列作品数字化的过程,而卢浮宫则是将馆藏文体、实物等作品通过数字化网络的方式为公众提供分享服务。另外,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加利卡”在法国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它完成了法国古籍中上千余幅插图和历史事件的整理,包括查理五世的文献资料等近800余万种、静态影像30万幅、法国游历5000多款目的数字化[3]。

  意大利中央政府特别设立了目录及档案材料中央学会、图书修补中央学会等,一方面增强对意大利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另一方面,也是为意大利通过数字化平台来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遗产提供极大的便利。譬如,“因特网文化遗产项目”包括了在线文化遗产和数字图书馆等服务系统和平台。美国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主要是“美国记忆”项目,该项目1995年启动,由国会图书馆开发,15个图书馆及档案馆共同参与,集中反映了美国建国200年来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被称为美国全国性的虚拟图书馆。它通过因特网提供可免费、公开获取的记载美国印象的各种资源[4]。日本是最早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的亚洲国家。一直以来,日本积极地将馆藏民族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形成了相关的民族文化遗产数据库,如“贵重图书图像数据库”即是受“美国记忆”的启发而设置的主要是对日本历史、文化的介绍。

  (二)建立起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共享

  民族文化遗产见证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其重要性已经受到广泛重视。美国的“IBM数字图书馆计划”就是把信息储存、管理、检索等集合在一起,使各行业、各部门拥有的信息转化为数字化形式在网上传播。加拿大建立的国家图书档案馆在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贡献突出,它还建立了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库,主要包括诗歌档案库、家谱与家族史、葛伦·顾尔德档案库、加拿大影像等。英国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及组织,还包括相关协会都积极加入到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运动之中。英国著名的展现英国不同类型的音乐在线数据库,整合了英国多家美术馆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开发与创建;还包括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古生物的数字化文化遗产资源的共同开发项目,促进当地考古学研究,提高了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服务的水平[5]。

  (三)民族文化数字化保护的世界范围内区域协作

  在经济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不同国家及地区陆续开展了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密切的合作,他们由于拥有相似的文化,所以对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合作也很成功。欧盟拥有像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遗产大国。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方面,早期由多个欧盟国家的16个研究机构组成的ECHO是欧洲地区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典藏库,为人们更加方便自由地了解欧洲文化提供了方便。亚太地区历史文化悠久,但由于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增加了困难,同时也加强了亚洲各国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亚太地区民族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建立,助推了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深入大众生活进程,为民族文化区域性保护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该资源库包括基于社区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学习中心、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培训的相关课程以及音乐表演艺术等民族文化遗产音视频照片资料,民族文化遗产研究的事件与会议,民族文化遗产的报告与文件等。

  二、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抢救及重建方式

  中国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精华和浓缩,它们遍布我国各地,根植于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也是培养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宝贵资源。

  (一)数字博物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不同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因此,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遗产受传统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局限,很难做到保存完整和持久便捷。全国各地在实现小康生活的道路上,享受着物质需求的满足,当物质需求获得满足的同时,精神世界的陶冶显得格外重要。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大型博物馆的修建,到二、三线城市大型博物馆的建设,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视。然而,实体性的博物馆馆藏资源有限,空间有限,甚至人、财、物等配套设施相对局限。为此,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正好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诸多便利,实体性博物馆走向虚拟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借助于互联网、在线视频、音频等载体,人们完全不用担心像传统的艺术展览因为错过展期而失去参观的机会。艺术品数字化后,就达到了不受时空因素限制的理想状态。

  (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影像数据库的开发利用

  数字博物馆无疑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保存、维系和发展的重要载体,除此以外,影像数据库的开发利用也尤为必要。近年来,我国启动了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保护项目,有佳能推动的藏族原生态舞乐作品—藏迷;还有5·12汶川大地震后,对羌族濒临危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项目,包括羌族各种歌舞,手工艺术以及传统的民俗民风。当然,其它民族也多有涉及,如苗族、白族等的工艺、美术、歌曲、舞蹈、节日等相继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项目。上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项目,一般可以通过影像数据库的方式来完成。如前所述,一是可以将实物通过图片和照片的方式介入光盘及网络空间贮存和保护;二是也可以通过纪录片或新闻报道的方式,将文化艺术和民间传统活动列入其中,实现影像数据化、网络化;三是以专题式的电影拍摄及展播方式,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与传承[7]。

  (三)教育研究机构对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文化部门或机构的责任,教育研究机构也理应承担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为此,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纷纷加入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行动中,如由浙江大学开发的“虚拟故宫漫游”项目、北京大学推动的“龙门石窟”数字化保护、南京大学实施的“三峡文化遗产”数字化展览工程等,都反映出教育研究机构对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重视。在未来的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过程中,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还需要扩展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项目,有针对性体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开发“百花齐放”的格局[8]。与此同时,根据区域性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别优势,地方性大学相继建立起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研究中心或民族研究院所。这些民族研究中心或民族研究院所在当前大数据时代,用数字化方式对各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了归类、整理和保护。

    三、国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抢救及重建方式对我国的启示

  对比国内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抢救及重建方式,不难发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措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9]。

  一是管理体系的落后。科学的管理体系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取得成功的必要保障与需要,世界许多国家都设置了专门的文化遗产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制度完善,设施设备先进,人员配备专业化,而我国在这方面却相对薄弱。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管理往往涉及许多部门,只有通过各部门之间紧密的协同配合,才能达到各部门之间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的共享目的。

  二是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投入力度不强。发达国家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来源主要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和个人等途径获得。而我国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社会捐资很少投入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领域。各级政府部门既要加大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又要下大力气提高社会各界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动员社会各界形成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合力,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三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功能较为单一。目前,总体上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在形式与功能上仍然较为单一,主要以数据储存和简单的应用为主。数字化保护的多元化形式或载体相对缺乏,数字化影像资料的文本式呈现方式居多,基于多媒体互动式的影像资料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性和理解性功能;未设置数据的分析点,还没有真正跨入大数据时代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标准,不利于发挥数据库强大的应用潜力。

  参考文献:

  [1]黄永林,谈国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3):49-55.

  [2]赖守亮.数字化手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用的多维思辨[J].设计艺术研究,2014(1):35-39.

  [3]谭必勇,张莹.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1(4):7-11.

  [4]吴建平,王耀希,代兵红.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平台的技术构建[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6(8):41-44.

  [5]戴琴.土家族“撒尔嗬”的数字化保护技术应用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6]谈国新,孙传明.信息空间理论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6):180-184。

  [7]王萍,田军.构建新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虚拟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以图瓦人体育文化为例[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13(4):11-13+34.

  [8]王建明,王树斌,陈仕品.基于数字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J].软件导刊,2011(8):50-51.

  [9]彭冬梅,潘鲁生,孙守迁.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J].文化遗产,2006(1):47-51.

  作者简介:王正惠(1979-),女,四川南充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教育与政策研究。李辉(1977-),男,四川绵阳人,中级,研究方向:信息技术。

  (原载《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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