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南词”是属弹词类，俗称“宁波文书”，后改称“四明南词”。早期“四明南词”所写的脚本多由文人雅士执笔，受诗词曲赋的影响较深，讲究平仄、对仗、音韵，而且还夹着不少词牌和曲牌。由于“四明南词”词藻华丽、曲调优雅,尤为士大夫们所推崇、欣赏。多在寿诞、喜庆的堂会上演唱。宁波当时的民谚说：“南词唱华堂、走书下农庄，评书进茶坊”，说的就是“四明南词”与其它曲种的不同分野。新中国建立后，四明南词从过去的“画堂”，走向民间，面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服务，因此，在改编和创作的节目中，唱词和说白渐趋大众化，口语化，努力做到雅俗共赏。

“四明南词”产生于明末清初，至今约有300年左右的历史。宁波历史上出现过崇德社、永裕社、引凤轩等一批四明南词行会组织，最有名的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丝竹歌咏班”。他们将传统书目中的精彩章回改编为“折子书”，出现一批人称“五公座”有影响的艺人，成为”四明南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四明南词”的传统书目辞藻秀丽、文字熨贴。同时，它融唱、奏、念、白、表于一身，表演艺术上要求较高。演唱形式分：单档，双档，……十三档不等，每档都安排以不同的乐器。并以俗称“五柱头”作为演唱的基本曲调。

以乡音说唱的“四明南词”构成了当时宁波特有的文化风景线，同时运用汉族音乐中不多见的复调音乐手法，这是音乐审美发展到达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宁波作为文化之邦在地方艺术积累到达一定程度时的产物。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辉煌一时的四明南词正面临着严重的消亡危机。由于种种原因，原有的四明南词演员纷纷转业、后继乏人，仅存的几位老艺人也都年逾古稀。这将导致“四明南词”活体难以继存，抢救已属燃眉之急。

【主要内容】

一、制式

“四明南词”的演唱形式有单档（唱兼弹三弦）、双档（主唱弹弦，另加扬琴）、三档（除上外加琵琶）、五档（再加二胡、箫）、七档（再加拉弦、双清）、十一档（再加筝、鼓板）、十三档（再加月琴或笛）。有时由于伴奏人员的条件，可有所变动，遇上大的场面，伴奏或演奏的乐器几乎囊括江南丝竹的全堂乐器。“四明南词”在艺术表演上要求较高，主唱人不仅要有说、噱、唱的功底，而且要有弹奏“弦子”的工夫。    

二、演出形式

在1950年版南词《祝福》序言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奏技，设座于堂之两首，中坐者面东，佐之者四人，或六人、八人，有多至者十人者，分坐两旁。

人手一乐器，有琵琶、胡琴、笙、箫、阮之属。男女老幼，贤愚忠佞之音容笑貌，出于一口，惟妙惟肖……”。这是对当时“四明南词”说唱活动场景的描述。

三、声腔

语言、语音：操吴语系宁波方言，根据内容和人物需要，文读、白读兼用，偶尔也用其他地方语言，并有“里口”（女性人物）和“外口”（男性人物）之分。主唱艺人要有把男女老幼、贤愚忠奸之间的音容笑貌，出于一口的功底。

声腔：由“四明南词”的基本曲调——平湖、紧平湖、赋调、紧赋调、慈调（俗称“五柱头”），乱弹和昆曲、时令小曲等声腔组合而成，在开篇中多用平湖调；在大书（长篇）中，以平湖调、赋调、慈调为主；激昂愤慨处，则用经过吸收融化了的乱弹曲调；而昆曲曲牌或时令小曲多作为色彩性插曲使用。

文体：四明南词腔系的唱词，均为七字（包括它的变体、增、减）奇言对偶句式，结尾处也有出现一上、二下的三句式，称“凤点头”。乱弹腔系的唱词亦多为七字奇言对偶句式（“三五七”略有不同）。昆曲和时令小曲的文体则依曲牌结构的不同而各异。

曲体：“四明南词”腔系的各种曲调，都有诸多特定形态,并由专称上（称“上韵”）、下（称“下韵”）乐句自由选择，连缀而成。根据不同形态，上句(称“××上韵”)，下句(称“××下韵”)，起句(称“开韵”)，结尾句(称“××落板”),中间某些特定的上句(“称中韵”)，或另有专称，如“晓阳调”之类。乱弹腔系各种曲调，只依各上，下句的落音不同，而称“×字门头”。杂曲小令，则各有专称，如“鲜花调”、“红绣袄”等。对上述的上下句，由于其曲调上的不同而对落音有着不同的要求，造成音乐有机地展开。

四、器乐

小三弦在“四明南词”中为演唱者所操，起板必由它开始，而后在伴奏中它只是点打点地可奏可停，其他乐器虽然演奏同一条旋律线，但旋法各异，演奏者根据各乐器的特性，充分采用加花、减字、翻高、翻低、偷音、点奏、长音、穿插等手法，自然形成支声复调。